来自大庆眼库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市，约有2000人因角膜病成为盲人，需要通过角膜移植恢复光明。而自2007年大庆眼库成立至今，已有600多人签署了眼角膜捐献志愿书，大庆眼库已接收106人捐献的角膜，成功为260人进行了角膜移植。
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光明，对健康的你我来说，正在拥有；对角膜盲患者来说，却是等待。正因为有了这些角膜捐献志愿者，眼膜盲患者未来的世界才会更“晴”彩。
那么，他们为什么想捐眼角膜？这是一群怎样的人？记者约访了愿意接受采访的4位捐献志愿者。
大庆眼库主任、眼科医院眼病研究所副所长、激光近视治疗中心主任贾心刚 没有谁比医生更了解盲者世界的痛苦……
“这是一个得了绝症的女孩，走时14岁，特别可爱。她的眼角膜给了一个17岁的高中生……”
“这个小伙子是我们大庆首位外来务工角膜捐献者，江苏人，走时18岁，在工地发生意外。临终前父母找到我们，说孩子在大庆呆这么多年应该属于大庆，这里有他太多留恋的东西……”
“还有这位老爷子，是一名教师，直肠癌医治无效去世，走时78岁，临终前再三嘱咐子女要通知我们……”
在大庆眼库接待室一面写着“英名录”的墙上，粘贴着部分已经捐出角膜者的资料，最小的14岁，最大的78岁。贾心刚静静地注视着“英名录”说：“很多人来到这里都说不太舒服，但我看见他们就像见到老朋友。”这里的很多人从签订角膜捐献协议到献出角膜，贾心刚一路陪着走过来，对于每个人都有着说不完的回忆。
贾心刚，40岁，大庆眼库主任、眼科医院眼病研究所副所长、激光近视治疗中心主任。自1997年大学毕业后，17年眼科医生的经历，就像他手中的手术刀，早已把生活与事业雕琢为一体。而今这刀变成了“飞秒”，变成了“激光”，伴着眼科技术一路向前地兑变，一个年轻眼科医生也完成了自我的打磨。
他研究技术会彻夜不眠，但如果第二天有手术，不管经历着什么，都会让自己安静入睡；他一连做9台手术不吃饭、不喝水，却仍会嘴角上扬，给每个患者温暖的微笑，让手术刀有了温度；他出外学习凌晨到家，次日早上定会出现在科里，因为有太多放不下；他答应带女儿去油田乐园，却两年没能实现承诺……
“一个人愿意把一双眼睛交给你，这是多少重的托付，做多少都不多。”贾心刚说，这些年他接治了太多角膜盲患者。“你想像不到，一个人看不到世界有多少痛苦，这些患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等眼角膜，有的人等几年，有的人要等几十年。”
去年，在接受完眼角膜移植手术后，一名44岁的男患者在护士扶着往手术室外走时，突然转身双膝跪地。小时候他因淘气角膜受到严重外伤，落下疤痕，从来不敢直视别人，怕别人看到他眼睛的缺陷。“我要用最高的礼仪感谢你们。”他说，角膜移植重燃了他对生活的希望。
这些年，经历的人和事很多都被贾心刚内化掉了，但男子下跪的一幕他却怎么也忘不掉。
“人早晚会有那么一天，到最后能剩下什么？”贾心刚注视着“英名录”旁边刻着的“奉献爱心光明永驻”几个字说：“这8个字有人认为是口号，但在我心中分量很重。怎样才能够光明永驻？当有那么一天，留下眼角膜才会真的光明永驻。”2007年，大庆眼库成立后，贾心刚就和医院的10多名医生签订了眼角膜捐献协议，他希望用他这双眼睛为从医的一生画上句号。
“如果只有一个人必须献出眼角膜，那就是我，这是我的责任。”贾心刚说，几年前，他跟随医院“援藏光明行”医疗团队为贫困的藏族同胞做白内障手术，每到一个县都有上百名藏族同胞用最高的礼节迎送他们。
“他们拉着你的手不肯放下，眼神里满是虔诚的感激，那一刻你会真实地感受到医者肩上担着的责任光荣而神圣，付出多少都不多。”回来后，贾心刚喜欢上了一首歌，刘欢唱的《在路上》：“在路上，用我心灵的呼声；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人；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
贾心刚说，这是他最真实的状态，于医者，于自己。在这路上，能为需要的人送去光明，就是他最美的风景。
退休工人陈琦不想母亲认不出女儿……
“这谁家孩子啊？这么俊！”“妈，是我啊，我是你老闺女，你不认识我了？”
陈琦摸着妈妈的脸，哭了。今年50岁的陈琦，是我市一名退休工人，老家在加格达奇农村，姐妹5个里她最小，妈妈一直最疼她，可因为患青光眼多年，妈妈的视力越来越差，连她都认不出来了。想起以前每次回家妈妈都坐在跟前看个没完，陈琦忍不住流下眼泪。
“家在农村，不知道咋能治，也吃了不少药，结果还是没能让老妈亮堂地走。”陈琦说，妈妈70岁时看东西就模糊，有一年冬天，出门拿木头时被门槛绊倒，腕部骨折，受了不少罪。“去世时84岁，这14年不仅老妈痛苦，做儿女的看着更难受。”
今年8月份，陈琦得知大庆眼库可以接收眼角膜捐献，和爱人商量后签订了捐献协议。“不想再让第二个“母亲”因为眼病看不到自己的女儿了。”陈琦说，正是眼见了母亲的痛苦，才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
陈琦是红十字协会爱心社区服务队队长，她带领爱心志愿者帮助孤儿，帮助残疾人，帮助孤寡老人。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总想尽一份力。
“小时候，家里不富裕，缺米少盐，别人没少帮；上班后，孩子小，没人看，左邻右舍帮着接送；坐公交时，看我抱着孩子，总有人给让座，这些事儿我都记着，人要感恩，不能光为自己活。”陈琦说，每年清明节作为志愿者，她都会去杜尔伯特寿山公墓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悼念逝者。遗体捐献者用特别的方式谢幕人生，为社会做出最后的奉献，这比留下骨灰有意义。“我也有捐献遗体的想法，但家里人不太同意，正做他们工作呢，接受一件事都是需要过程的。”陈琦说，就像她第一次献血。
那是32年前的事儿，陈琦当时18岁。姐姐生孩子大流血，医院血源不足，急需亲人的血救命，医生让她们姐妹几个配型，结果只有陈琦配型成功，她到输血室看见长长的针管吓跑了。家人把她拉了回来，她一边输血一边哭，那次她输了400CC血。虽然害怕，但输血能救人的记忆却刻在她脑中，现在陈琦一两个月献一次血小板，半年左右献一次全血，这些年共献血9.3万CC。
“接受，想去做，愿意做，才会去做。”陈琦说，就像想捐献眼角膜，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发自心底想这样做。
企业员工杨小平战场死里逃生，想做有意义的事儿……
30年前，中越自卫反击战最后一场战役——老山、者阴山战役在云南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入侵的越军进行了致命打击。杨小平就是这场战役中的一员，那年他22岁。
“当时属于导弹部队，负责监视敌机。”今年51岁的杨小平说话声音洪亮，实实在在，回忆起当时经历的一幕仍略显激动：“那可是真枪实弹的较量，多少人去了就回不来了。”
杨小平1982年参军，在地空导弹部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因为属于战斗部队，随时准备战斗，部队不允许他们出门，24小时备战，拉响警报必须保证每个岗上有人。
“不管白天、黑天，闭着眼睛也能把导弹装上，一个人要会操作五六种岗，以防有人牺牲第一时间顶上去。”杨小平说，去战场前，他们全部剃光了头，这样受伤容易救治，也都写下了遗书，谁都没想活着回来。在战场上，他眼见着受伤的战友被抬回营地，那血滴得满地都是，“听过《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吗？唱的就是那时的事儿。”
杨小平活着回来了，一场战役让他迅速长大，也重新审视活着的意义。
“命都是捡回来的，没啥值得再去计较。”1986年转业后，杨小平被分配到我市工作，这些年一直是同事、朋友圈里最大气的那个人，不会计较名利，更不会计较得失，这些在他看来都如浮云，“以和为贵”是他的原则。
坐公交车，有人为是否投币和乘务员闹口角，他会二话不说帮着投币。时间长了，他养成了出门兜里必带零钱的习惯，他把零钱整整齐齐地放在手包的夹层里。“为这点儿事吵来吵去，没必要！”
说起为什么想捐眼角膜，杨小平爽朗地笑了：“战场上写过遗书，死里逃生想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儿……”杨小平从战友那里得知大庆有眼库了，自己走的那天，一对眼角膜能帮不只一个人重见光明，马上签订了捐献协议：“这是我的愿望，老伴儿和儿子都很支持。”
环卫工人韩庆东，烧了也就烧了，不如帮助别人……
“这场雪大，得清两天。”记者见到韩庆东，他正拿着扫帚扫雪，脸冻得通红，却总是带着笑。
韩庆东今年42岁，是一名环卫工人，也是大庆无偿献血服务队志愿者。
“为什么想捐眼角膜？是因为特殊经历？”“没什么特殊经历，烧了也就烧了，不如留下来帮助别人。”韩庆东憨憨地笑了，他说，一个人来到这世上总要做点儿什么才有意义，总要体现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
几年前，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沉迷于网络无法自拔，玩游戏、看网络小说，连工作都不想干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读了一本小说，叫《人到中年》。
“讲的是一个眼科大夫在给别人做手术时突发心肌梗塞，这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站在手术台旁就能忘记一切，最后病倒因为不放弃又醒了过来。一个普通人做着普通的事儿，但因为全心全意做意义就不一样了……”韩庆东说，看完这部小说，他哭了，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这样混下去。
韩庆东通过网络查找到了大庆无偿献血服务队，成为一名志愿者，网瘾也很快戒掉了。
在当志愿者期间，有两件事对他触动最大。一个哥哥守在血站旁，跪求志愿者为他患癌的妹妹献血小板，被志愿者一次次拉起。他拿着一个小本，把每个为妹妹献血小板的人名整齐地记在上面。一个星期后，在同样的地方，他拿着小本又出现了，这次是为了找本子上记下名字的人：“妹妹走了，临走前让我一定替她给大家鞠个躬。”韩庆东现在还能记起那个人脸上的眼泪。
还有一件事，韩庆东忘不了。
去年5月份，一个正读高三的男孩找到血站要献血，原因是爸爸住院期间，志愿者的血挽救了父亲的命，他也想救别人。考虑到马上高考，血站工作人员没有马上同意他的请求，告诉他高考后再来。结果高考结束的第二天男孩就跑来了，坚持献400CC血。
“在这个氛围里，你见到的都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也找到了帮助别人的意义，你能做的自然想去做。”韩庆东说，这就像清雪，雪再大，扫的人多，马路很快也会干净。“如果人人都愿意捐出眼角膜，都愿意为别人做点儿事儿，我们的生活也会是另一个样儿。”
记者手记
借双眼睛看世界
近日，本报分别以《“渐冻”男孩李洪岩要捐眼角膜》和《他们被温暖也想温暖他人》为题，报道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22岁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也称“渐冻人”）患者李洪岩和病友王家宝欲捐眼角膜的故事。
在同样的疾病面前，两个男孩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22岁的渐冻男孩李洪岩签角膜捐献协议时反复说：“盲人的世界太痛苦。”
痛苦，对他来说，感受得最真实。正因为感受，且正在经历，他想减轻别人的痛苦。
而到大庆眼库想捐献角膜的志愿者中，约有四分之一和李洪岩一样患有重症疾病，约有三分之一如今天主人公一样，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很多生活在所谓的“社会底层”。
“也许弱者更能体会弱者世界的痛苦。”这是贾心刚主任说的话，它一直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
我一直在想，在这浩渺的生存空间里，我是强是弱？
若干年前，一个如我一样每天干劲儿十足的女同事因肺癌晚期去世，那年她26岁。那是一个不畏风险，想做好新闻的女孩，但在病魔面前，这些都没用。
若干天前，准备写这篇稿时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我市一对年轻夫妻把他们只来到这世界两个月零一天的儿子的眼角膜捐了出去，妈妈说，这样宝宝还会看到爸爸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因为疾病等原因离开，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这双眼睛留下来？
或许来生，或许今生的某一天，我们也会需要这样一个人，借我们一双眼睛来看世界，那该是怎样一种期待！
“最后的死亡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这是写在角膜捐献纪念证上的一句话，角膜捐献者不仅给盲者的世界带去了光明，也为我们的前路指引了方向……